過境大巴由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Skopje出發，剛過科索沃的邊境，看到很多頹垣敗瓦、建築材料廠房和戴著義肢的乞丐，這確實為我帶來一定程度的視覺衝擊。大巴上原本只有我跟另一名馬其頓女生，司機在總站外接載了一家三口和另外數名乘客。我們一行人駛至馬其頓的邊境時，共中一名乘客(一家三口中的爸爸)收集了我們的護照，下車交給馬其頓的海關檢查，他們把護照交回，一切非常順利。司機再把車子駛前幾十米便到了聯合國駐科索沃的海關關卡，關員循例收集我們的護照和上車檢查一下，不消5分鐘便放行了。
出發前都想太多了，那實在太杞人憂天，由Skopje到Prishtina的車程連海關檢查也不過是２小時。
下車後，剛才在大巴上認識的馬其頓女生嘗試幫我找輛的士送我到hostel，她表示她不會阿爾巴尼亞語，但她會一些簡單的塞爾維亞語。她朝著的士司機的方向走去，用著塞爾維亞語向司機詢問，司機大概明白我要往青年旅館去，便著我寫下地址和上車。我聽說過在向阿族人說塞語的潛在危險，顯然，Lonely Planet可能把這危險誇大。很是驚訝，不消數分鐘和3歐元，便把我帶到青年旅館的門口。
地標：NEWBORN雕塑
地標中的地標
我下塌的青年旅館位於民居，每晚十時以後便會斷水，直至早上六時，電力更會不時中斷。整間旅館大多是男住客，但只有我和另一個美國女生，她整天不斷的在跟男生攀談，很是吵耳的。 我不太喜歡吵耳的人。 剛check-in後很累，便hea在偏廳跟一夥人在討論歐洲瑣事，話題有點悶，俄羅斯仔先行離開。作為一個亞洲面孔，我很快便成為眾人的焦點。 扮得花枝招展的法國仔突然問我：「Japanese?Korean?」 他們很是好奇我這樣的一個亞洲臉孔在這裡幹什麼，但我還是很慶幸他們大多知道香港是怎樣的一回事，除了一少部分的人真的完全沒聽說過香港這彈丸之地。
「Where are you guys from?」法國仔再問其他人。
「I am from France.」法國仔自問自答。
「I am from England.」英國仔答。
「I am from Germany.」德國仔答。
「I am from Hungary」匈牙利仔答。
「I am from CA.」美國女答。
「CA is not a country.」德國仔似乎有點不滿美國女破壞了隊形。
(本人一向非常欣賞德國人做事認真的態度。)
死空氣了一秒後，美國女補回：「United States is.」。
在hostel又遇到一個澳洲藉導演在拍攝獨立紀錄片，探討科索沃少數族裔的變遷，誰是誰的少數，很高深的命題。導演本是阿爾巴尼亞裔的，在90年代末隨父母輾轉到澳洲尋求難民庇護，隨後便定居當地。是次回到故鄉，是為了尋根。
聽他與其他戰爭倖存者的對話，再一次感受到一份來自現場的衝擊。我記得有一位阿族倖存者，與我同齡，只比我遲數天出生。當我還是硬膠膠在看《閃電傳真機》的年代，他已學會怎樣避過敵軍並到樹林找食物。
他說，有一天，他與另外一名阿族同學在樹林找食物的時候，被塞族軍人發現。一名塞族軍人以慈祥的面孔問他們叫什麼名字，他的同伴如誠報上其真實的阿族姓名，他則胡亂編了個塞族的姓名。軍人叫他先離去，但吩咐他的同伴留下。他抱疑，但還是按指示慢慢離去，留下他的同伴與塞族軍人在樹林。連串槍聲突然在耳背響起，他很害怕，所以他只管頭也不回的一直跑回棲息之所。後來，他唸的小學復學，但他再沒看到那同學。
說到這裡時，他哭了。
國立圖書館
已停止復修的教堂
平靜的大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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